支教利于申请是误导 个人收获比履历重要
中美网美国留学 www.usaer.net 2013-08-19 编辑: lily
公益是个越做越明确的过程
“有些事情不做是体验不到的。”对高二学生李博特来说,公益就是一个“越做越明确”的过程。如今,他参与发起的“蒲公英”社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个周末都输送志愿者到北京市昌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支教。
他也曾为志愿服务的功利指向感到困惑。从初中起,他就听到身边的社团负责人说“今天又教了多少小时,可以为出国的履历添上精彩的一笔”;有的同学组织旧衣物、书籍捐赠,却丝毫不关心衣物的去向和书籍的使用情况。他反感“为了做公益而做公益”,想做点什么,但目的并不明确。
在决定成立一个支教社团时,李博特和几个同学也经历过“热血沸腾,但使不出力气”的阶段,比如花了很长时间都找不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学校,原因就在于学生支教大多流于形式,志愿者在短时间内来来去去,并不能给学校带来实际的帮助。
志愿者们制定了详细的支教计划和课程安排,决定针对打工子弟的特征,不按教材授课,而是为他们开设拓展课程。一个下午,不知道打了多少电话,把想法和计划一条条地说给现在支教的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校长听,才打动了校长。
在他们教授的学生中,大多数人最多读到初中毕业就会辍学,即便是高年级学生的知识面也相当有限,身在北京郊区,却对北京这座城市一无所知。一次说起“”,大多数学生都只知道是电视广告里的厨师学校。
针对这些特点,志愿者们开设的拓展课程包括职业介绍、团队合作游戏等,“至少要告诉他们每个职业是做什么的,有哪些要求,在什么年龄阶段要做什么事,让他们思考自己以后想干什么。在此之前,大多数人根本没想过这些事。”李博特说。
在两年多的支教中,志愿者们也会不断发现问题,并随之修正教学方法。比如,一开始采取上大课的形式,后来发现学生纪律性不强,比较羞涩,大课的互动性差,从去年开始便改用1对1或1对2的教学,对每个学生的情况进行跟踪记录,有针对性地进行长期辅导。
拓展公益的外延:不仅仅是支教
“一开始确实挺功利的,就是想出国,要做课外活动,但是想找个新颖点的活动的方式。”北京市十一学校的王达和刘岱伟觉得,中国学生做义工的形式过于单一,“大家都去支教、去公园和社区服务,没什么意义,有时反而是帮倒忙。”
抱着这种想法,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做公益的方式:运营一本全英文杂志《INSIGHT》,将杂志的销售收入捐给义工组织,刘岱伟说,“让更专业的组织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效率更高。”
利用北京这个留学高地的资源优势,他们将杂志定位为出国留学指导,提供一些名校学生的独家访谈和经验介绍等。卖着卖着,王达发现,不仅是北上广的“出国党”,东北、西南等地区的“出国党”更欢迎这本杂志。
目前,这本定价15元的杂志,其编辑部拥有30多名成员,发行覆盖北京、上海、广东、山东、辽宁、贵州等省市的中学,第4期刚出版不久,就卖了600多本,一些知名跨国公司、国外高校也看中他们的读者资源,与杂志合作举办活动。
杂志社越做越大,王达发现了自己对商业的兴趣,决定申请商科,开始去公司实习,在校园里卖汉堡锻炼自己;做美工的彭兆文则决定要读设计。“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做义工的,其实美国大学看中的也是每个人的独特性,我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回馈社会,这样就很好。”王达说。
与王达想法相同,胡远泽和樊禹杰也希望能够“做不一样的、自己喜欢的义工活动”,最终,他们把对篮球的爱好和公益联系在一起——去教小学生打篮球。
这个想法的灵感源于NBA。樊禹杰注意到,每年暑假,NBA球星都会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组织“关怀行动”,其中就包括教小学生打篮球。
经过打听,胡远泽得知玉泉小学有个篮球兴趣小组,一个教练管三四十名学生,人手本来就不够。于是,一天早上,他直接跑到小学门口,向校长高峰提出想担任助理教练,没想到对方爽快地同意了。
“篮球不只是一项运动,而是代表着运动的精神,我们想把这种精神传递给他们。”樊禹杰说,他们与教练的教法不同,教练更注重成绩,注重有几个学生能被选进专业队,他们则更注重教给孩子公平竞争和拼搏精神。并且,他们还格外关注那些打得不怎么样的学生,“想让他们知道,打篮球就是放学了图个乐,目标并不是要选进什么校队,通过篮球获得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看来,‘支教有利于申请’其实是个错误的导向。”李逸凡说,回过头来思考,面对做义工的热潮,她觉得需要更加理性和冷静,个人的收获比履历重要得多。
在“蒲公英”社团的另一名成员陶子谦看来,认识自我才是回馈社会的前提,如果对自己的人生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就只能盲目听从家长、老师为自己计划将来。“中国社会特别强调乐于助人,但往往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助人。我觉得这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然后再去帮助他人,把社会的整体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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