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3日，我在凌晨5点50分用哆哆嗦嗦地双手打开电脑，收到了我梦寐以求的那封录取信。时间走过了两年，2013年5月22日，我坐在毕业典礼中，享受2013届毕业生狂热的欢呼。

相信吗，我感觉到的不是快乐，而是麻木。不是放松，而是自省，我常常觉得，毕业之后另一场学习才真正开始。

两年的时间时常感觉很漫长，但是如同盗梦空间一样，醒来之后又觉得过去的太短暂。我时常觉得，两年之间学习到的东西难以总结，这个过程如同一场化学反应。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好像已经由不同的分子组成。课堂里的学习让我感觉登陆了另一个星球。而生活里的磨难，像是一场无休无止地通关大战。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懂的，这是一场关于人生的综合工程。所有最终的成长，全部与性格有关。

“另一个星球?”这个说法也许太夸张了。但是，那种文化的差异以及教育理念的差异有时候就会给人这种感受。在这个星球里，几乎是在一瞬间，所有的感官都被打开了。而身体里那个无形的退缩的自我却在对比中愈发清晰。我时常觉得我的课堂很疯狂。记得刚刚上课的第二个星期，文学写作课邀请了一位矮个子棕色皮肤的胖女人来做讲座。她身穿一件低胸的连衣裙，两个巨乳几乎完全外露，简直让人不敢直视。

她经历了美国80年代艾滋病爆发初期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死去的过程，因此迷恋上了做艾滋病维权人士的口述史，再后来，她成为了演员，专做口述历史人物的独白。在那节课上，她在讲话的过程中忽然之间转换了角色，从交谈者转换成为了独白者。激烈、愤恨地声调充斥了教室。整个空间似乎在一瞬间变成了舞台。在她大声背诵独白时，胸部上上下下地起伏着，一瞬间完全扰乱了我集中听内容的注意力。就在我屏住呼吸时努力倾听时，她抓起眼前的塑料喝水杯子，奋力地向对面砸去。杯子“桄榔”一声重重地砸在桌子上然后弹起来。我的同学只是静静地将水杯捡起来。

另外一次课堂，一个亲历911的救火队员被邀请到教室，在离我一米之外的距离坐着讲述他所经历的911救援经历。伤感的氛围充斥着教室，他说，“我们在灾难之后一直希望救出生者，但是挖了半天只挖出了一只手，上面还戴着一只婚戒。”这种和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近距离接触，让我感觉到很奇特。他在十年之后讲述这一切，依然会流泪。

课堂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去采访一名罪犯，57岁的黑人罪犯来来回回被关进监狱20年，最后在一个叫做Fortune Society的机构里做事。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要采访一名毒品贩子。说实话我当时非常紧张，并向教授表达了我的恐惧。教授说，“好吧，那你就坐在我旁边吧!”而当采访要开始时，教授起身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只留我和罪犯单独在那个小小的会议室里。我刚开始惊恐万分，最后只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换来的，却是一场无比精彩的口述。

美国课堂上经常充满了自嘲。Gerry是教授写作的教授，他也是一个同性恋，在课堂上他给我们播放80年代艾滋病维权运动的视频。那个视频里就有年轻的他。白发苍苍的Gerry边播放视频边说，“你们可以看见黑发时的我，比现在帅多了。”

虽然上述陈述的，也许听起来都是学业中有趣的地方。但是其中的文化适应和语言适应之艰难不言自明。我们常常在另一种文化当中才能遇见真实的自己，才知道自己骨子里的拘谨、不自信以及知识的匮乏。但是，这正是一种自我修正自我发现的过程。你需要做的，是用所有的感官去迎接这个世界。

这是到达美国之后才感受到的真实氛围。就算成绩，也没有什么可攀比。当然没有任何排队排名之说，同学之间也不太关心其他人的成绩。后来，我逐渐发现，当每一个做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时，本身就没有了可比性。相反，美国教育经常在教育当中营造一种团队的精神。

我在实践课程中做一个有关“占领华尔街”的团体的项目。我充分发挥了之前做过媒体的特长，联系到了“占领华尔街”的三个主要首领。而其他的同学各有分工。有的人负责统筹摄像器材，有的人负责规划采访的时间表，有的人负责去订教室。我们有时候会激烈地争吵，比如我认为如果要完成一个20分钟的视频作业，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设计好问题，有针对性地去问采访对象，这样有利于后期编辑。而小组成员里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遵循按照时间顺序提问的原则，不需要提前设计。

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漫步边际地拍摄了几十个小时。但是我们在作业交之前的24小时里还完全找不到一个统一的主题。全体人都已经抓狂了。终于，我们在最后的关头匆匆定下了一个主题，并找出了相关素材，彻夜不眠地关在图书馆做剪辑。组里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海涛，现在我才觉得你是对的!”对于我来说，我从团队合作中得到了很多，比如我窥见了我有些优柔寡断的性格，在关键的时刻没有说服其他小组成员的能力。我不但在专业上有所斩获，也在团队合作方面有一些自省。

我的每一个同学的毕业作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最后一学期有一门课就是“论文讨论”。这个课程的功能就是每个人帮助每个人。大家讨论如何将每个人的作品做的更完美。比如对于我写的美国华人作品，同学读过之后就会和我说，“海涛，不要写的太直白!”或者“可不可以不要一开始就告诉读者这个人物的结局?”

我在课上不但获得同学的建议，也从同学们自己做项目的方法中收获颇丰。最终我明白，做第一没有什么意思，而做独特的自己，更有意思。

在美国生活，关于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感受极为深刻。对于种族歧视，美国有《平权法案》，对于残疾人，美国人有《残疾人保护法案》，残疾人享受更大的卫生间以及停车位。而新装修的公共设施，只要升级必须包含提供给残疾人的通道。就算非法移民来的小孩，依然可以在公立学校里面享受免费的教育。

而一件真实发生在哥大校园里发生的小事，却让我对于公众对于权威的态度有了有趣的观察。 2011年5月，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邀请的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由于排期的问题学校改动了Class Day的日期，很多学生家长不得不改签机票。学生开始在网上抱怨抗议。最后学校不得不组织了一笔基金来赔偿家长的损失。

因为挨骂是总统的常态。因此，每一个总统几乎都学会了自嘲。今年3月，奥巴马总统在耶路撒冷演讲，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有一个人在人群里大声斥责奥巴马，全场的人都听见了。奥巴马听了之后淡淡一笑，说，“我们是有意安排的这一幕。这几乎让我觉得我就像回家了。就在美国。如果台下没有责骂的人，我都不会舒服!”此时此刻，台下大笑。

从这些无数的小细节当中，我逐渐揣摩着公众对权威、以及弱势群体不同的态度。观察生活中值得玩味的细节，也成为了我的习惯。

留学的过程是一个寻找平衡的过程。每一天都很艰难，每天都珍贵无比。比起学业来说，生活琐事更像是一个打不完的小怪兽。一件接着一件，考验着你的耐心和决心。绝望的心情时常升起来，但是我们却发现花时间去绝望过于奢侈。难怪，每一个学校都设有心理咨询的部门。

如果在疯狂忙碌学业的同时，能做到冰箱里经常有储备的食品，储物柜里有能够半夜能让你充饥一下的辛拉面，那已经是一副无比幸福的画面。

美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了规则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熟悉各种规则中奋勇求生。但是在适应这片土地的过程中，痛苦从未消失过，而每个人都是肩扛着无数压力前行。因此美国教育除了开启了我们所有的感官，让我们置身于世界语境之下，还教会了我们做情绪的主人。

当我们硬着头皮咨询过医学账单的事宜，或者在恐惧中经历了一个电话面试。我们获得了经验与信心。当我们终于昨晚调查写完了一个几乎完不成的论文，我们获得是迎难而上的决心。有时候，我们拖着二手家具或者抱着一个二手电视在街上行走时，我们时常自我鼓励，这一切不但很有意思而且将是未来回顾生活时的谈资。

美国留学教会了我们什么。几乎很难概括。但是终于在所有的磨难中，我们学会了做情绪的主人。

每一天早上，当我醒来，我第一件事情是摸索着打开NPR(美国公共电视台)的广播。这是我赖床一会的理由。当房间响起优美起伏的音节，我的脑海里却常常是另外一诗歌，当蜘蛛网无情地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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