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Chicago(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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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许多大学也实行了自由选课制度，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也提出了学分要求，但仅具其形。如果没有小班讨论课和讨论课学分比例限制作为支持的话，自由选课制度也许会降低本科教育质量。原因在于，自由选课制类似于自由市场制度。在一个课程市场中，课程的受欢迎程度有可能成为评判课程质量的标准。

因此，教师上大课的动力要大于上小班课的动力——小班课更累，而且难以体现出教师的受欢迎程度。学生出于畏难情绪和追求高分的心理，有可能会倾向于选修那些容易通过或老师给分比较高的课程。

因此，从表面上看，学生可能选修了很多门课，甚至选修了双学位，但实际上这些课程的单位课业负担并不大，对学生的智慧和思维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很难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这就是学生们自己形容的所谓“水”课和“水”系。

迈克告诉我，芝大学生很少偷懒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芝大的费用太高，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接近6万美元。因此，在芝大学习的每一天，上的每一堂课，都可以相应地折算成学费。他必须要在芝大学习尽可能多的东西，否则对不起爸爸妈妈付出的高昂成本。换句话说，当每一个学生付出的学费同样多时，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谁学到的东西越多，就意味着谁获得的超额利润越高。

因此，每个学生都卯足了劲儿拼命地学习。对于那些依靠奖学金读书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一方面，奖学金是按照年度发放的。学生如果不努力，成绩不好，很可能意味着下一年度会失去奖学金;另一方面，那些本来上不起芝大的学生因为获得奖学金而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并且希望毕业之后能够取得成就反馈母校曾经的帮助。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内生性的激励效果最为显著。

我原来以为，美国顶尖大学学生很少偷懒是因为他们实行“宽进严出”制度，淘汰率高，在过程中迫使学生不敢偷懒。这可能是一个误读。实际上，对于美国最顶尖的大学来说，入学竞争极为激烈，条件一点也不“宽”——入门条件“宽”的多数是公立大学和社区大学;除了像加州理工学院等少数大学外，许多大学的淘汰率并不算很高。芝大也是如此。尽管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培养质量，但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太难为学生。

只不过，对学生而言，如果成绩单上都是C的话，不要说自己看着不好意思，在就业时也会丧失竞争力——就业机构并不会因为你仅仅是芝大毕业生就会雇佣你。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上，如果你不能获得一个具有理想收入的职位，那就意味着你为上大学所付出的巨额投资将付之东流，这显然是学生和家庭都不能接受的。

相比而言，中国大学——即使是最顶尖的北大、清华——的学费很低，一年只有5000元人民币，还不到1000美元。除了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和学校往往对这部分学生有减免学费的政策——之外，许多学生并不觉得上大学的成本有多高，或者说，他(她)们对于上大学的成本的直观感受并不强烈。因此，多学一点和少学一点对他(她)们而言是无差异的。

另一方面，由于高考之前的重复性训练的确是过于艰苦，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难免会产生出一些混混日子的想法。此外，由于大学课程和社会需求脱节，用人机构不能从课程成绩单中观测到学生的实际能力，只能通过替代性的指标——比如学校名气、社会活动，甚至是父母身份——做出录用与否的决定，反过来也影响到学生对课程学习的重视。

因此，和美国学生上大学以后异常辛苦——而且越是人文学科学生越辛苦——的现象恰好相反，中国学生上大学以后相对要轻松得多——而且越是人文学科学生越轻松——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质量。

美国顶尖大学学生很少偷懒这一现象，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和美国的私立大学制度、就业市场的多样性以及社会诚信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美国教育是与其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相适应相匹配的复杂系统，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忽略了这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而单纯倡导甚至移植某些具体措施和政策——比如所谓的“宽进严出”和AP课程，等等——是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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