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Sheraton)，没有窗户的“伊利”(Erie)会议室给人一种碉堡般的感觉，尽管如此，盖伦·格雷伯(Galen Graber)必须打动自己的听众：这是来自635所不同院校的1,500名招生和财务援助部门负责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制定招生政策，这些政策将决定哪些学生能够被哪所大学录取以及他们能够获得多少助学金。

咨询师格雷伯通过发起举手表态切入正题：“你们中有多少人敢说，你们发放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基本动机是为了嘉奖学业成绩。”

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

这种反应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高校学费在过去十年上涨了12%而同期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了6%，以及为什么学生债务水平达到了1.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美国家庭的信用卡债务负担。

像哈佛大学(Harvard)、斯坦福大学(Stanford)以及其他在福布斯美国大学榜名列前茅的名校，它们自有一套运行系统。这些院校录取学生并不需要考虑财务因素，它们数十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可以为来自中产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慷慨补贴——如果家庭年收入少于6万美元的学生被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录取，他(或她)几乎可以期待享受免费上学。

再有就是剩下的大部分美国高校——95%的院校只有微不足道的捐赠基金，因此它们几乎只能完全依靠学费来维持，只要高中学生提交申请，几乎都可以被录取。这不是一种稳定的模式。

因此，来参加讨论会的那些人之所以没有举手，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学校收入，也就是学费，源源不断且不断增加。尤其是当除了沙利美学生贷款营销协会(Sallie Mae)和其他担保贷款方、《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和其他联邦助学计划以及学生父母之外，几乎没人关注是什么在推高全美2,200万大学生所需支付的学费的时候。

结果，美国大学学费的定价模式演变成和折扣床垫零售商类似的模式。不过，格雷伯的雇主，一家名为诺埃尔-列维茨(Noel-Levitz)的咨询公司，给它起了一个听起来更高级的名字：“财务援助杠杆”(financial aid leveraging)。或许你从未听说过它，但诺埃尔-列维茨公司也许是高等教育定价领域影响最大的力量了。对大学管理者来说，该公司使高等教育录取变成了一场分为三个阶段来扭曲市场的游戏。首先，凭空为大学学费定一个尽可能高的价钱。

然后，学校把大笔富余资金投入学生康乐设施，包括既能从表面上看起来让钱用得其所，又有助于提高学校排名来吸引大笔慷慨捐赠的社团津贴。最后，不把财务援助的钱用来帮助那些更有需要的学生，而是提供折扣优惠以吸引富家子，因为后者可能会全款支付虚高的学费。就四年制、非营利性的私立院校来说，如今学生每年的平均花费是4.1万美元——十年前的这个数字是3.3万美元——但对刚入校的大一新生来说，学费平均折扣率达到了46%。

与此同时，较为贫困的学生会发现，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和其他助学金项目跟日益上涨的学费价格之间的缺口正变得越来越大。他们可以用什么去填补这个缺口呢?多年的债务负担。他们可以接受政府支持的大规模贷款计划的“恩惠”(一项由新美国基金会进行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不到3万美元的联邦佩尔助学金受助者，他们每年被迫实际支付的学费往往超过1.5万美元)。或者，他们可以选择不上大学。

“我们有24亿美元的贫困学生财务援助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然而却有33亿美元给了那些上得起大学的富家子。”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华盛顿和杰斐逊学院(Washington & Jefferson College)的校长托里·哈林-史密斯(Tori Haring-Smith)说道，“这个统计数据值得我们大家站起身来，予以重视，并为此感到惭愧。”

从盖伦·格雷伯主持研讨会的样子中，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有任何惭愧之意。我们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应该感到惭愧，诺埃尔-列维茨公司做的只不过是咨询公司的本分：帮助他们的客户生存和发展。出问题的是系统本身。

了解诺埃尔-列维茨公司如何运作，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一次性向高等教育投入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却让学生承受的债务负担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以及为什么得到的结果并不比几十年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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