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好的大学，一定是一所有灵魂的大学。有时候，卓越和有灵魂不一定是一回事。一所卓越的大学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是有灵魂的大学——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结论很可能恰好相反。曾在哈佛大学任教长达30多年的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写过一本发人深省的著作——《失去灵魂的卓越》，深刻分析了哈佛大学是如何在从一个教育机构蜕变成一个商业机构的过程中逐渐忘记了自己的教育宗旨的。

在我看来，刘易斯所谈的“灵魂”，其实指的就是大学引领社会的思想。今天，当中国的大学越来越醉心于发表了多少多少篇SCI论文，获得了多少多少个奖项，引进了多少多少各种各样的计划中的人才时，却常常忘记了，当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大学为人类社会，特别是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贡献了多少有价值的思想?

大学是否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改善和提高了学生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并进而通过教师和学生的活动和言论引导和影响了社会的价值观?大学是否依然履行了作为大学之所以存在的教育责任?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非技能培训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大学生产思想和有思想的人，这意味着大学必须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警惕性距离，必须要引领社会而不是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更不应当盲目地迎合当下社会某些明显不理性的需求。

当社会热的时候，大学反而应该冷一冷，甚至故意去浇两瓢凉水，哪怕会因为暂时的冷而丧失了某些所谓的“时机”。对于以百年计龄的大学来说，时机永远都是存在的，区别只在于当它来临的时候，大学是否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事实上，除了大学之外，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承担起这样“冷眼旁观”的任务。

因此，如果大学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自己的这一责任，社会就会因为失去思想上的源泉和动力而可能陷入停滞。

反之，一所有灵魂的大学一定是一所卓越的大学。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被认为是好大学是因为它生产思想，也生产有思想的人，是美国最重要的思想家的汇集地，拥有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它最辉煌的时代，堪称群星璀璨，形成了在各个学科中著名的“芝加哥学派”。

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众多大师一个个离世——去年是罗纳德·科斯，今年是加里·贝克尔——这是芝加哥大学最惨痛的损失。但这些大师们毕其一生所营建出来的精神传统，却像芝大图书馆门前的雕塑一般历久而弥新。

这是一所自由宽松的大学。在芝大，没有人要求教授一定要做出什么科研成果，但一定要上课。因此，系里某个教授半年见不着一面，没有人觉得奇怪。有的教授五六年不发表一篇文章，也很正常，没有人会去督促检查。每个人都很从容，很有耐心，彼此之间充满信心和信任。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教书和写“传世之作”上，很少去花时间写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学校对此也无要求。

科斯从1964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写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而且有些几乎不能被称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至少形式上不“规范”——充其量只能算是学术随笔。然而，就凭这一两篇文章，科斯就建立了一个学科，开创了一个学派，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今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讨论、引用他的“交易费用”概念，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个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奥巴马在芝大法学院任教的12年里，也没有发表任何学术成果。然而，正是在这样一所对教授几乎没有要求的大学，却产生了费米、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哈耶克、杜威、亨廷顿、波斯纳，以及周培源、吴阶平、叶企孙，等等，数也数不清的思想家和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师。

据说，在芝大经济系流传着一个笑话：如果允许芝加哥大学独立建国的话，那么该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二大国。

这是一所民主平等的大学，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在芝大，一个教授的影响力有时候要比校长大得多。校长决心要干的事情，如果教授们坚决反对的话，一定做不成;反过来，教授们支持的事情，校长即使持反对意见，多数情况下却能做得成。

我曾问过芝大的一位教授，为什么他喜欢这里而不去别的大学，即使别的大学所提供的条件要优厚得多。他告诉我，在芝大，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但在很多大学——包括那些被认为是最顶尖的大学——里，则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是芝大有别于其他大学的最关键的地方，也是它无可替代的魅力所在。也许从芝加哥大学的办学风格中，我们可以窥见到好大学的一丝真谛。做到了这些也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好大学。这也许正是中国大学应当为之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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