噬菌体、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是庞婷留学美国8年期间的研究对象。“噬菌体就是细菌的病毒，感染细菌后，在细菌里面复制、合成下一代，最后通过把细菌裂解掉，让自己的后代释放出来……”一身学生装扮的庞婷讲话语速平缓，逻辑清晰。在外行人眼里觉得单调甚至枯燥的研究对象，在爱笑的她娓娓道来中却别有趣味。

从核酶研究到噬菌体研究

2004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招收了一名来自中国的“80后”姑娘。她来自武汉大学，本科的研究方向核酶“很前沿也很热门”，读博士期间，她却选了“冷门”的噬菌体研究。

这位姑娘就是庞婷。据她介绍，20世纪80年代前，研究噬菌体的人还不少；80年代之后，很多人转向研究癌症，做噬菌体研究的人就很少了。其实，在20世纪早期时，用噬菌体治疗细菌感染在欧洲非常流行，后来随着抗生素的发现，噬菌体治疗慢慢落伍。“近几年，随着超级细菌的出现，大家又开始重新提倡对噬菌体进行研究。”

“也是经过了思想斗争才做的决定。”如今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的庞婷回忆起当初的选择，还能记起后来的指导教授介绍噬菌体实验室的场景，“他讲话风趣幽默，把噬菌体这个非常低等的生物讲得很有趣、很聪明，播放的短片中细菌像爆炸一样被裂解了的图像也很直观。”虽然在当时是少人关心、非常基础的研究，但庞婷觉得很有意思，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为噬菌体研究交上答卷后，庞婷于2011年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转向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比如割伤以后，如果伤口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不经处理的话它们就会在上面形成生物膜，这样伤口就会溃烂，很难愈合。如果感染到血液里面，也会导致败血病。但我们的研究是很基础的，主要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细胞壁是怎么合成的。”

从“语言关”到“实验关”

从德克萨斯州到波士顿，8年留学生活，用庞婷的话讲：“辛苦是肯定的”。

刚入学时，摆在庞婷面前的首先是语言关，“生活交流倒不是问题，主要是上课”。虽然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庞婷所修的分子生物学是英文授课，但到美国一上课，发现“对其他课的专有名词完全没有概念，最简单的N次方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花了一个学期，才逐渐适应。

其次是考试关，读博士期间，庞婷选的一门课，每周进行小考，每学期还有3次大考，非常紧张，但好处也不少，“可以巩固记忆，学会的东西不会忘”。

再就是背井离乡的孤独感，“在国内上学时，朋友很多。来美国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人聊天，非常孤单。”在国内时，庞婷并不常用网络聊天工具，留学期间，却是“一回家就挂在线上，与朋友保持联系”。

相比做实验的压力，这些难关都是短暂的。在德州农工大学时，一周7天，庞婷几乎天天都会去实验室。做博士后压力更大，但时间上的坚持还算小事，“大部分实验是失败的，要么实验结果不顺利，要么得到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时间久了，就会焦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庞婷也会哭，“读博士期间，已经做了一两年研究了，但感觉还是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也没有文章发表，那时候我就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很发愁。”

回顾这些辛苦，庞婷笑笑：“苦是不用说的，但看你怎么看，如果它是你的兴趣所在，就会好很多。而且，也要有个平和的心态，比如做实验失败了，你要想到底是哪一步做错了，在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下一次有改进。其实，分析实验过程非常有意思，很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变化的现实与坚持理想

庞婷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后工作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结束后，她将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到哪儿工作？在庞婷看来，她这个年龄段的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可能都会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回国还是不回？“我们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如果不回国，觉得亏欠父母。如果回国，虽然现在国内经济比较好，工作机会也多，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少，比如在国外读这么多年，可能不太会处理国内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

无论是博士期间做的噬菌体研究，还是现在做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研究，庞婷的研究对象都和人类医学发展息息相关。让她欣慰的是“自己做的事情是对人类健康有帮助的”，这也是她未来工作的目标。

留学期间，庞婷回过几次家乡，每次回去她都觉得城市风貌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变化很快”。变化更大的是同学间聊的话题：“我和高中同学聚会，发现大家现在谈的多的话题是怎样赚钱。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觉得我傻还抱着希望自己的工作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的想法”。

但在庞婷看来，那些忙忙碌碌拼命赚钱的同学所追求的东西也有些虚无缥缈，“忙碌半天，还是为了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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